中国两次申奥背后爱体育- 爱体育官方网站- APP 世界杯指定娱乐平台的故事

2025-06-26 00: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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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党中央决定，由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他复出后分管的第一件事正是体育，管的第一个政府机构就是国家体委。1974年2月的一天，听完国家体委主任王猛的工作汇报后说：“中国现在已经进了联合国，我看要把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问题提上日程，我们不能总在奥委会之外。”（在参加了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后，我国继续要求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在之后不久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虽然通过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国家奥委会，但在国际奥委会中仍然出现了“一国两会”式的“两个中国”的现象。为坚持维护新中国尊严和领土完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1958年退出国际奥委会，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编者注）从这之后，我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及相应做法开始转变，谋求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成为工作重点。因为席位恢复之后，我们不仅可以参与奥运会，而且可以举办奥运会。当然，当时的目标首先是参加奥运会，举办奥运会并没有真正提上日程。

　　1990年9月，我们的亚运会办得很成功，全世界反响都很好。闭幕式搞得也很隆重，很成功。闭幕式结束之后，所有参加闭幕式的演员和年轻志愿者都很激动，他们齐聚在工人体育场的草坪上欢呼雀跃，久久不愿离去。当时主管体育的国务委员走下主席台，来到演员及志愿者当中，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感谢，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场面非常激动人心。铁映讲完之后，回到工人体育场主席台后面的休息室，想起了小平的“申奥”之问。大家都说，是时候回答小平提出的这个问题了。最后铁映表示，我们先成立一个以国家体委和北京市为主的小组，对办奥运会的可行性进行分析研究，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等研究结果出来后再做结论，这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政治势力和政治集团，我们是在为自己申办奥运会，这个行动惹怒了谁？我当时分析，可能是他们认为我们成功的概率太大了，因此要压一下，泼点冷水，可随后意识到问题可能并不这么简单。世界主流舆论方面几乎是一边倒，结论都是北京不合适。新闻媒体也整天追着要跟你争论，非让你认输不行。我当时是奥申委对外的秘书长，也就是新闻发言人，这样的身份使我成为新闻媒体的众矢之的。我一出现在公众场合，后边准跟着一伙媒体记者。我们首先面对的是所谓的状况的问题。我反问北京奥运会侵犯了谁的人权，为什么不允许中国有自己的发展人权的道路。有些不太讲道理的人甚至把动物保护也扯到人权问题上，说什么中国人吃狗肉、吃猴脑、摘熊胆等，这些刁难我都得一一应对回答。其次是环境问题。不知从哪里来的国际统计说，北京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还总是拿悉尼的绿色与北京的“灰黑色”相比。对此我从发展上来说明，北京申办奥运会就是要在改善环境上下大力气，为百姓造福。当时与我并肩作战的，还有外交部的吴建民大使，他当时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应付西方媒体比较有经验。

　　不仅新闻界，来北京访问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也时常会提类似的问题。当时国际奥委会有个规定，奥委会委员可以到申办城市访问，所以几乎所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都到北京来了。委员大概不到100人，这足够我们应付。当时我是向国际体育界人士，包括国际奥委会委员介绍申办情况的小组组长，因为我能用英文或法文说。在基本情况介绍完之后的交流中，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有。譬如有人问，北京如果在下个世纪，也就是2000年后办奥运会是否会办得更好？如果你说会更好，他们就说，这次让给其他条件更好的城市办吧。于是我只能说，这个问题对其他四个申办城市也必然是同样的，他们是怎样回答的我想学习学习。我记得有一个荷兰委员，他跟我就某个问题辩论了三次，加起来有八个钟头。有些观点你如果说服不了他，他就会反复找你，一定要让你承认他的观点。对于亚非的委员还好办，对于西方的委员，做起工作来确实很困难，因为问题的症结在意识形态方面，而这不是靠你一两个人就能说服他们的。我们国内的发展那时刚刚起步不久，你给人家讲蓝图，但蓝图是很难说服人的，他们还看不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现在再回过头来分析失败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国际大环境不允许，二是由我们国家当时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失败之后我们很快明白了一个道理，申办奥运会并且获得成功这样的大事，对于中国而言，需要靠我们自身不断增长的综合实力，靠我们国家不断树立起来的国际威望。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主场外交来宣传中国，但当时国际奥委会还主要掌握在西方人手里，亚非拉虽有一定的力量，但是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对抗和扭转西方看法的程度。从内部来看，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之后，我国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1993年申奥的时候我们还处在一个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外国人看不懂，也看不清楚，他看不到你改革开放的成功，也看不清你改革发展的方向。虽然国内我们民众的情绪很高，都抱着很好的愿望，有决心把奥运会办好，但是人家并不理解，并不真正懂你。

　　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全会中投票决定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就在投票前几天，我特地去了一趟伊斯坦布尔，去找我的老朋友、国际奥委会委员、土耳其奥委会主席埃尔丁验证我心中的一些想法。埃尔丁是我私交很好的朋友，我们最早一起在国际排联工作，后来他离开排联，回土耳其当奥委会主席去了。我找他就是想摸摸底，看看中国这次的胜算有多大。到了伊斯坦布尔，他请我吃了一顿大餐，然后坦承地告诉我，中国这次希望很大，但不是第一轮胜出，可能要等到第二轮，因为第一轮很多人会投伊斯坦布尔的票。他向我解释说，伊斯坦布尔虽然知道基本没有希望成功，但每届的奥运会他们都会申办，因为他们国家有一条体育法律：只要他们申办奥运会，国家就可以拿出GDP的1%来支持体育事业，用这笔钱他们可以建设必要的体育设施。但是在这一次，政府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第一轮投票的票数要多于巴黎，否则以后就不让他们继续申办了。埃尔丁还告诉我，第一轮很多委员因为同情伊斯坦布尔，会把票投给他们，而第二轮中，这些委员就自由了，他们肯定会投给中国。

　　国际奥委会的投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随专机飞往莫斯科，住进了国际奥委会总部的酒店里。这一次，我不去找任何人，也不再去求他们给我们投上宝贵的一票，我就坐在酒店的大厅里喝咖啡。因为咖啡厅是一个信息的“交汇点”，除了能随时关注和打探申办形势，我还想看看到底有没有人会主动来找我聊天。果不其然，主动来找我的人很多。我首先接触到的是国际奥委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北京这次准没问题，别忘了请我们吃饭呀！”我也遇到过我们上次申办时明确没投北京票的几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他们说：“嘿，魏，你记得吗，上次申办时我告诉你，北京等一等会办得更好。今天我看你们条件具备了！”你再听他们讲话，跟以前的语调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已经不说“我支持你们”这种话了，而是给我提各种如何能把奥运会办得更好的建议。我总共接触了四五十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四五十人基本上达到半数了，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分析，我的信心更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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